清源绿里

影评写到如此才是一个层次。因为原文精彩，我没有修改其中一些比较露骨的字眼。

// 转载自 刘仰 的BLOG

张爱玲的短篇小说《色·戒》如果不是李安用它拍了一部电影，大概不会有多少人注意。这个短篇写于1950年，30年以后才发表，收录在她的一个集子《惘然集》中。张爱玲1955年去了美国的纽约，因此，写作《色·戒》的时候，张爱玲还在上海。所以，这件事情值得一说。

张爱玲在抗日战争期间与胡兰成的故事，很多人都知道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为汪伪政权效劳的愤青胡兰成被定为汉奸。胡兰成有一段时间躲在温州乡下，张爱玲还从上海跑去温州看过他。后来胡兰成逃到了日本，娶了一个当时很出名的女人，名叫佘爱珍。

佘爱珍原先的丈夫名叫吴四宝，抗战之前就是上海滩的一个流氓。抗战开始后，杜月笙之类的黑社会大头目离开了上海，吴四宝在上海顿时威风八面，并且还加入了汪伪特工组织，简称“76号”，成为汪伪特工在上海的主要打手。吴四宝的上司，就是《色·戒》中“易先生”的原型，“76号”负责人丁默村。佘爱珍在吴四宝没死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汉奸女特工，“76号”很多女犯人，都由佘爱珍亲自刑讯。即使后来到了日本，佘爱珍还是恶性不改，多次贩毒。

50年代初，胡兰成和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都逃到了日本，并且结了婚。由此我们看到，胡兰成的汉奸面目是非常准确、清晰的。70年代，胡兰成企图借助张爱玲的光环，回到台湾发展，结果被余光中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痛骂人品恶劣。胡兰成自知无脸见人，才悻悻地离开台湾，回到日本。胡兰成的书在台湾也成为禁书。

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故事，十几年前，香港导演严浩拍摄了电影《滚滚红尘》，由台湾女作家三毛编剧，秦汉、林青霞、张曼玉主演，主题歌由罗大佑作曲，三毛作词，陈淑桦演唱，阵容可谓非常强大。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，就有人指出是在为汉奸涂脂抹粉。其实，社会关注张爱玲与胡兰成的题材，并出现软化汉奸形象的倾向，有一定的具体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是出于对蒋氏政权统治台湾期间，文艺高压政策的反弹。那时候，张爱玲名气很大，很多人知道她与胡兰成事情的传闻，但是张爱玲自己又不写。拿这件事情到处张扬的胡兰成，他的作品又在台湾被禁。因此，一旦开禁之后，胡兰成的书风靡一时，张胡的爱情也开始被人津津乐道。第二个原因是张爱玲本人对这件事情长期模糊不清的态度。李安处理这个题材，更主要是受到张爱玲本人态度的影响。

抗战胜利后，张爱玲对于胡兰成的态度，长期暧昧晦暗，她甚至为此停笔一年。但是，1949年以后，留在上海的张爱玲，必须严肃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。当时上海文艺界的负责人是夏衍，后来到北京当了文化部领导，长期在上海的柯灵与张爱玲关系也比较密切。上海的这些文艺界新领导人都很器重“才女”张爱玲，希望她能为新中国多写文艺作品。张爱玲也确实写了。

除了几个不太出名的电影剧本外，《小艾》、《十八春》是张爱玲这一时期的作品。在这两部作品中，张爱玲歌颂了新社会的政治清明，社会光明，甚至还使用了“为人民服务”这样的术语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看到的《十八春》，是张爱玲后来大大删改过的。张爱玲离开上海后，突然180 度大转弯，改变了她对新中国的态度，原先的歌颂，转眼之间变成了批判。

由此，我们可以探讨一下，1950年张爱玲在上海写作《色·戒》的动机。我认为，她最初的动机是为了迎合政治形势，对自己当年的那段历史作一个清理。写丁默村与郑苹如的故事，并非为了一个英雄传奇，而是为了她自己。写这个故事是她不得不用一种婉转的方式，对自己的特殊历史问题作一个表态。然而，胡兰成毕竟是张爱玲曾经刻骨铭心的男人，当她触及这个问题时，政治便退居其次，感情上升到表面。而且，对于新中国在上海的文艺领导人来说，肯定不喜欢张爱玲写这个题材。因为，不管张爱玲写成什么样，结果都是在写国民党。

张爱玲离开上海的全部原因我们并不清楚，我认为，写作政治表态作品《色·戒》是原因之一。张爱玲想用这个故事来表态，但是领导不喜欢；即使张爱玲自己倔强地一定要写，不向政治低头，她也写不下去，她内心的两种态度不能协调。张爱玲对于汉奸有比较清醒的认识。抗战结束前不久，日本人捧起来的大明星李香兰来到上海。在日本人的召集下，张爱玲与李香兰见了面。日本人希望张爱玲为李香兰专门写一个电影剧本，但是，张爱玲委婉而体面地拒绝了。然而，当这个汉奸又是自己最难忘的情人，张爱玲显得非常矛盾。因此，《色·戒》迟迟没有在新中国的上海写成。张爱玲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委屈自己，加上其他原因，她离开了上海。她最终也没有去台湾，也许她认为，到了台湾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，所以，她孤身一人去了美国。

现在张爱玲作品集中，《色·戒》标明的写作日期是1950年。我们不知道从1950年开始写《色·戒》，到1955年张爱玲到达纽约时，《色·戒》最初写成什么样子，曾经给哪些人看过。现在我们看到的短篇小说《色·戒》，是30年以后才定稿的。80年代出版《惘然集》时，《色·戒》才第一次面对社会。张爱玲在序言中承认，这个故事“屡经彻底改写”。而且，通过这篇序言，我认为，张爱玲确实是想用这部短篇小说，对自己的那段特殊历史作一个总结。张爱玲在序言中写到：

写反面人物，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，只能站在外面骂，或加以丑化？……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，不过知彼是否不能知道太多？因为了解是原恕的初步？如果了解导向原宥，了解这种人也更可能导向鄙夷。缺乏了解，才会把罪恶神化，……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。

因此，我们就能理解，张爱玲写《色·戒》，并非是要写当年的真实历史，而是要借这个故事，写她自己真实的内心。所以，小说中的麦太太王佳芝没有多少政治背景，也没有任何民族大义的色彩；小说中王佳芝的心理活动，很少有原型郑苹如的影子，完全是张爱玲自己内心的写照。在真实的历史中，郑苹如被捕后，承认了自己找人暗杀丁默村。但是，郑苹如说，是因为争风吃醋，因为丁默村不断沾花惹草。历史记载显示，郑苹如没有供出任何一个同伴。这段历史，张爱玲是完全知道的，但是，她没有这么写，因为，她不是要给郑苹如树碑立传，而是要写她自己。如果她要写一个女英雄的传奇故事，不会写这么短，也不会不写郑苹如被汉奸杀害的结局。张爱玲其实是用郑苹如和丁默村的故事外壳，写她自己和胡兰成的内心世界。

顺便说一下，胡兰成并不是一个对爱情忠贞的情人，而是一个滥情的愤青，他总是要弥补自己山里穷孩子出生的早年不幸。即便在被通缉的时候，他也没放弃在女人那里寻找失去的世界。当张爱玲跑到温州乡下去看他的时候，胡兰成正在同另一个女人鬼混。后来，胡兰成与女汉奸佘爱珍结婚后，依然到处张扬自己与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“爱情”。因此，小说《色·戒》中，张爱玲对胡兰成这个女人堆里的老手，也表现出爱恨交织的痛苦心情。

张爱玲一生爱钱、爱出名，正如小说中王佳芝某些时候表现出来的虚荣心；张爱玲爱上胡兰成，也许有崇拜权势的心理，所以张爱玲在小说中写到，“权势是一种春药”，她想把这种观念通过王佳芝表现出来；与胡兰成的爱情还包括张爱玲少有的性欲狂欢，所以她在小说中露骨地写到：“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”，“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”，这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极为少见的直白。所以，李安才在电影里赤裸裸地表现床戏，因为，那是张爱玲难以忘怀的；在小说中，张爱玲让王佳芝对汉奸产生了爱情，这也是在说张爱玲自己；最后关键时刻，王佳芝提醒汉奸“快走”，仿佛就在说张爱玲偷偷跑到温州去见被通缉的胡兰成，却不向政府举报；王佳芝出于模糊的爱情救了汉奸易先生，这个细节违背了郑苹如的事实，但它也是在说张爱玲救了胡兰成。据记载，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的时候，给了他30万（币种不清楚）。如果没有这笔钱，不知道胡兰成如何长期躲藏，日后如何逃到日本。

所以当人们批评电影用一颗钻石消磨了女英雄的斗志，当人们批评电影美化了汉奸，这都怪不得李安。我认为，李安完全理解了张爱玲的内心。李安拍摄这部电影的喜怒哀乐，就是张爱玲本人对待汉奸和情人的复杂情感。由此我们才能理解，电影完成时，李安为何会哭，因为，他的内心与张爱玲真正沟通了。但是，李安是否把这种理解表达得很清楚，是另一回事。如果观众把王佳芝看成张爱玲本人，就能理解这个电影。然而，观众总是把这部电影看成历史故事，把电影和小说与真实的历史对照，所以才会有种种不满意。

当然，理解这部电影和小说并不等于赞同它的观点，很多人至今也不能完全同意张爱玲对那段历史的自我总结。短篇小说《色·戒》虽然写了30年，但它所表达的作者的内心世界，依然非常暧昧。《色·戒》从文学角度说，质量一般。却对了解张爱玲自我总结历史，非常重要。张爱玲作为曾经狂热爱上汉奸的当事人，她知道胡兰成是“反面人物”，是“敌人”，但她又希望去了解他。张爱玲同时也知道，多了解的结果很可能是产生同情，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局限由此充分表现出来。因为所谓纯粹的爱，她不愿彻底否定自己的那段历史；别人的不了解导致汉奸罪恶的绝对化，也是她不愿意接受的。作为她个人，自然可以在“鄙夷”中有所“原恕”。然而，对于其他人来说，至少在现阶段，这种“原恕”是很难被普遍接受的。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，汉奸毕竟仍然是“反面人物”，是“敌人”。